朝中措 题阙

　　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《啰唝曲》“那年离别日，只道往桐庐。桐庐人不见，今得广州书”的绝句脱化，也穿插了《啰唝曲》“莫作商人妇”及白居易《琵琶行》“老大嫁作商人妇，商人重利轻别离”的意境。但较原诗来看，“闺怨”的含意更为显豁。“悔作”、“当逢”，口吻如生，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。“闺怨”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，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。除上举的《啰唝曲》外，如张潮《江南行》：“茨菰叶烂别西湾，莲子花开犹未还。妾梦不离江上水，人传郎在凤凰山。”其妙味如前人所评：“意其远行，却在近处。总以行踪无定。”看来恰恰同《啰唝曲》的“意其近行，却在远处”反了个向。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，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。

　　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，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，当然也有别的因素。唐韩偓《偶见》：“秋千打困解罗裙，指点醍醐索一尊。见客人来和笑走，手搓梅子映中门。”不怎么知名；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《点绛唇》秋千词，“见有人来，袜划金钗溜。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云云，却为人传诵。可见夺胎前人成作，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。

　　原诗的薄情夫君“只道往桐庐”。桐庐在富春江中游，唐方干《思江南》：“夜来有梦登归路，不到桐庐已及明。”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。曲中改成了“别时只说到东吴”。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，据周祁《名义考》，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、湖州为中吴、润州为西吴，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，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“闺怨”的细节。

　　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，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，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，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。

　　“欲寄君衣君不还”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：征夫远在边塞，久去不归，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。“欲寄征衣”，正是她思念、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。但转念一想，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，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。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。语意一正一反，一波一折，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。

　　“不寄君衣君又寒”这句则以反语倒说：既然寄了征衣，亲人不还，那就“不寄征衣”吧。这似乎可以消除“君不还”的忧虑了，但她旋即想到：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。这是自己更不忍心，更为忧虑的。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，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。

　　最后“寄与不寄间，妾身千万难。”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，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，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，时而不寄，时而担心“君不还”，时而忧虑“君又寒”，每一踌躇，每一反复，都在思念、关切和痛苦的感情。

　　其实远方征人的“不还”与寒衣的“寄与不寄”并没有必然联系。女主人公是基于“君不还”的现实才制作冬衣，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。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，无论“寄与不寄”，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“君不还”的冷酷结局。她也明知这一点，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，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。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，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。又恨又爱，以恨示爱，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。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。

　　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，形制短小，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，以极简练的文字，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全曲二十四字中，“寄”“君”“衣”“不”四字占了一半以上，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，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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